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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物战争【 Vol. 3 】:犯人、病人与常人 ── 毒品入

药物战争:从认知自由、猜火车到药物除罪争议
犯人、病人与常人──毒品入/除罪化的单一想像


资料呈现:胡中瀚

夏,广州虎门的浅滩上出现两个四十五公尺见方的大池子,旁边更搭起了数座棚厂;在周围人群好奇的簇拥和文武官员的巡视下,一旁的工人忙着将各块「烟土」割成四瓣,丢入卤水当中,洒下石灰并以长棍用力拌搅,一时池水腾沸,恶臭之气逼天。就在一天前,钦差大臣林则徐写下《祭海神文》,为了放流销烟毒水所造成的污染,向大洋水族致歉,并祈求:

从过去的鸦片战争,至最近数十年来各国政府向药物宣战(War on Drugs),药物的危害似已深植人心;一百六十年后(1999年),大法官在释字第四七六号中依然痛陈,烟毒的遗害「垂百余年,一经吸染,萎痺终身,其因此失业亡家者,触目皆是,由此肆无忌惮,滋生其他犯罪者,俯首即得」。或许我们已习于如此的社会文化背景,就在前日顾立雄立委提出「医疗前置化」的修正草案时,立刻触发了烟硝四起的论战。

在这一系列的讨论中,我们试论了认知自由的可能,发掘毒品/药品在历史长流中的一体两面,也点出药物潜在的成瘾性与伤害性;那幺我们该如何为「毒品之害」的想像,给出更精确的定义?为何最近数十年来,欧美国家对于药物除罪化的声浪始终不绝于耳?

无论入罪或除罪,非法或合法,都必须从「毒品」的本质说起。

药物除罪化/合法化的光谱?

今日若身在荷兰,走入街头的「咖啡店」(coffee shops),便能够以个人使用的名义购买少量的大麻、哈希什(hashish)等药物。不过荷兰并未就此变为恣意纵情的「人工天堂」,因为其实这样的行为在当地仍然非法──只是在着名的「容忍政策」下,若私下持有与使用在规範之内,警察不会强行取缔,但不可在公共场合使用。当地人多将使用药物视为自主的健康选择,如同决定是否抽菸或饮酒;而荷兰政府的态度则是为了防堵地下交易,以避免使用者因药头套诱而接触更危险的药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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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兰街头的「咖啡店」;在阿姆斯特丹,一克大麻售价约10欧元(约新台币350元)上下,预捲好的大麻菸约6欧元(约新台币210元)

某种程度上,目前荷兰的低阶药物已近乎合法化(legalization)──而合法化与除罪化(decriminalization)的概念,差别在哪呢?

国内一般所指的除罪化,是透过立法程序,将法律原先规範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刑罚之外,也就是广义的「非犯罪化」与「非刑罚化」的统称。

也就是说,关于药物除罪化的争议,第一个面向恐源自于字面上的误解:广义的除罪化,未必是全盘放弃罪刑的合法化,而仅是取代原本的刑事罚,转为保安处分、缓刑等制裁方式,期待能对行为人有更好的矫治效果;或是将刑事罚转为较轻的行政罚的「轻刑化」;或是执法机关实际上很少加以取缔,达到事实上的除罪化。「除罪化」具有各种程度与方法之分,也必定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。

其实台湾在1998年,将戒严时期遗绪的《肃清烟毒条例》修法为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,便早已明示「除刑不除罪」的「除罪化」理念:有鉴于药物氾滥严重、监狱人满为患,世界潮流开始反省单以严刑峻罚的威吓并无法防制药物的危害,因而将药物使用者由原先的「犯人」视为「病人」,以观察、勒戒、戒瘾治疗等积极处遇(intervention),协助其戒除药瘾并回归社会;只有无效而仍有使用倾向者,才强制戒治或入狱服刑,以实现刑罚的最后手段化。

此外,第二个争议面向,则在于多种药物犯罪的分辨,大致可分为贩卖与使用两种:纵使在药物刑罚较为宽容的国家,其目的也是针对「施用毒品」与「持有毒品」等使用面进行除罪化与矫治。至于贩卖行为呢?若是在未经许可或管制之外,尤其是跨国集团的非法走私,则依旧採取刑事甚至重刑制裁。

而单以「毒品」一词笼统涵盖各种药物,其实容易忽略性质与危险程度的不同:例如台湾列于第一级毒品的海洛因与鸦片,成瘾性与致死风险皆高,相较之下第三、四级毒品对于人体较为安全,在医疗上也有做为镇定剂、安眠药等应用。即便是国外(如荷兰、美国)对于药物使用有进一步合法化的讨论,目前也仅着眼于安全、成瘾性较小且人体伤害低度者(俗称软性药物,如大麻及其衍生物)开放的可能性,而危险较高的硬性药物则仍明令管制。因此,清朝末年的鸦片,今日几乎不可能获得普遍的开放;而多数国家对于药物合法化的保守「禁区」,也保持审慎观望的态度。

讨论至此,我们不难想像药物除罪化/合法化其实有如光谱上的各点,有着深浅不一的程度;而更可发现,所谓的「医疗前置化」,其实仍不脱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修法当初的除刑不除罪原则,只是对于现行「除罪化」戒瘾治疗的扩充与多元处遇的讨论,更遑论对「合法化」有进一步的推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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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言下的深恶痛绝,似乎在今日许多的网路讨论区获得印证;然而对照国外论坛,支持大麻合法化的论述却屡见不鲜,在亟力宣传其安全性之余,亦有「个人自由权利」的主张。我们不禁要问,观察国外对于药物除罪化、甚至合法化的热议,其背后除了「以矫治取代刑罚」的论述之外,还有其他的立论基础值得思考吗?

何谓「毒品」?

根据教育部国语辞典「毒」字条的定义,毒品为「能让人成瘾并危害健康甚或生命的麻醉品」;儘管其概念似乎简单易懂,但在法律上要如何界定「毒品」,却是许多争议之处。翻开现行的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第二条,条文指出:

也就是说,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毒品的定义包含了「抽象条件」与「具体列举」:其中抽象条件有「成瘾性」、「滥用性」、「社会危害性」三项性质,再以此三项的严重程度,授权给行政机关,在立法与行政的协力之下,将「麻醉药品」与「影响精神物质」分类为四个等级进行管制;而在犯罪发生时,也是依据毒品分级决定刑种、刑度。

这三项抽象性质看似非常直观,不过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既身为特别刑法,在罪刑法定主义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下,如此算是可靠的定义、分级方式吗?

有论点指出,「成瘾性」具有药理学、心理学、医学、神经科学等专业基础,相对能够进行客观评估,但「滥用性」的定义却颇耐人寻味:在行政实务上,滥用性容易沦为观察当下社会现象所做出的主观判断,已经脱离「毒品」的本质;且滥用性一词的用法具有多义性,内涵也多与成瘾性重叠,或许可以直接视为成瘾后所引发的滥用行为。

至于「社会危害性」,更是格外具有深意:例如从公卫的角度,菸酒似乎某种程度也可称为「对社会具危害」,却不被法律认定为毒品;且若说药物之所以容易与犯罪挂勾,追根究柢,也在于其「成瘾性」,乃发生走私、控制、为取得铤而走险等犯罪。以戕害社会的想像作为毒品的定义与分级依据,似乎只是满足了意识形态与道德谴责的宣战意图,却缺乏实质意义。

而反过来说,若法律带头直接套用「滥用」、「社会危害」等负面词彙于药物与管制药品上,是否使部分「毒品」的药理价值受到恐惧、汙名化的阻碍?甚至「毒品」一词便已经具有道德瑕疵的强烈暗示,而不如美国以「物质」(substance)或德国以「麻醉药品」(Betäubung)等中性名词入法?

其实任何「物质」或「药品」的使用,都是中性的,甚至连毒品/药品的一体两面,都可说是后造(artificial)的:例如名列第一级毒品与管制药的吗啡,属于鸦片类药物,是癌症疼痛控制中最主要及最有效的药品之一,却因为长期受有药物成瘾的烙印,导致病友使用时经常充满不必要的疑惧与担忧;而大麻在国际普遍被视为低阶药物,在台湾却与安非他命同被认定为第二级毒品,国内相关医疗研究亦被封锁,因而有将大麻调降至三级毒品及开放医学研究的公民提案。

因此毒品的定义和分级,或许应该回归到科学的角度来界定。有学者认为,可以参考美国《管制物质法》(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)的立法精神,改以长期的「成瘾性」与立即的「生命危害性」列为分级的考量;换言之,透过客观的标準,才具有稳定且精确的法律定义与分级,并随着科学证据而更新。至于社会上某种药物的实际滥用情形,确实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或起伏,如流行风气、经济环境、取得容易程度等,但此时应以加强查缉来确保符合规範,不应就此贸然「升级」为高阶毒品,否则恐怕将朝令夕改,有损法律与政策的安定。

然而,这样就真的足够了吗?我们或许可以质疑,一个政策或立法的作成,并不只是科学层面的考量,还必须评估文化脉络、交易市场,与国内外的政治现实。甚至当许多研究与专家意见显示,部分药物(如大麻与LSD)对于人体的伤害性与成瘾性皆是低于酒精,在法律上普遍受到高估之时,表面採客观标準的美国,至今仍然在联邦政府层级将大麻及LSD并列为第一级管制物质,似也并非对科学量表照单全收,依旧包藏了「社会危害性」的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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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玩味「社会危害性」的意旨,药物与犯罪具有相关性,这个事实普遍受到认同。在台湾主流社会当中,有许多人是从未接触药物,但「毒品导致家破人亡」可说是大众对于毒品既熟悉又陌生的认识。如同大法官释字第五四四号,即指出毒品成瘾将导致「轻则个人沈沦、家庭破毁,失去正常生活及工作能力,成为家庭或社会之负担;重则可能与其他犯罪行为相结合,滋生重大刑事案件,恶化治安,严重损及公益」。

不过仔细检视下,毒品之害就在于「家破人亡」的悲剧吗?以「严重损害公益」为由,国家就能够以刑法将吸毒入罪、禁止吗?背后显然需要更多论证。

罪无可恕?何罪之有?

前日江春男先生因酒后驾驶,在反酒驾团体喊出「酒驾零容忍」的压力下,黯然辞去驻星代表。据了解,其当下的酒测值为0.27mg/L,已经超出刑法第185条之3规定0.25mg/L的上限,因而依公共危险罪送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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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在任何可能的损害发生之前,即认定行为具有犯罪及刑责,刑法学说上称为「抽象危险犯」。当立法者以一般经验判断,该行为对于受到保护的法益具有高度「一般危险性」时,为了防患于未然而提前採取刑罚的手段;例如酒驾因神智不清,容易导致车祸等憾事,即便在某些状况下(例如在人迹稀少处)酒驾未必真的会伤害他人,但法律认定酒驾的行为一旦发生就进行处罚。而将吸毒(施用毒品)的行为入罪化,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:大法官释字第五四四号即认为,施用毒品容易滋生重大损害,因而将吸毒行为视为抽象危险犯。

不过,抽象危险犯既然提前採取刑罚,那幺成立的基础正在于「一般危险性」与「伤害法益」的考量,不可在缺乏明确理由之下扩张,否则恐怕是国家对于人民自由的过度侵犯。刑法是一部在「保障法益」与「维护自由」之间求取平衡的法典:以酒驾而言,喝酒本身并不构成犯罪,还必须建立在饮酒超标后有开车上路、对他人产生危险的行为;若直接将「喝酒」立为抽象危险犯,主张「喝酒零容忍」,恐怕是无限上纲。

但在使用药物的案例中,争议正出于此:如果喝酒本身并非抽象危险犯,为甚幺使用药物本身却是?现行法律与社会氛围,对于药物禁绝的态度,未尝不是对于「用药零容忍」的宣称?

多数使用药物的缘由,不外乎与使用菸酒、咖啡类似,乃是为了满足好奇、愉悦、放鬆压力等个人「享乐」目的,本身并不带有犯罪的意念。若说使用药物与犯罪具有相关性,却如同喝酒与犯罪具有相关性;喝酒本可以在安全而不影响他人的状况下进行,而使用药物亦然。如果后续发生了其他製造危险的行为,此时法律入场进行非难评价才有坚实的基础。

若毒品潜在危害的源头,其一为使用后的昏醉(intoxication),其二为过度使用后的成瘾,则法律应该就此进行处理;正如酒精的使用可导致神智昏醉,若后续有驾车行为而可能危害他人,法律才有充分的理由介入。事实上,规範酒驾的刑法第185条之3,也已经包含了「服用毒品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,致不能安全驾驶」的禁止──那为甚幺我们还对于「使用药物」本身,有如此重複且过早的评价?我们的直觉或许容易有「使用药物→成瘾→危害社会秩序与国计民生」的连锁推断,但是「使用」不能与「成瘾」直接画上等号,更不代表必定会对他人造成伤害。其间的连结──尤其是伤害性与成瘾性低的软性药物──真的充分吗?

更早有论者认为使用药物是一种「自伤行为」,属于无被害者犯罪(victimless crime),至多只是道德或公卫问题,但刑法不应介入。刑法在法典化之初,已经建立起「他伤不法」与「自伤不罚」的原则:后者的理由,在于自伤行为中加害人与被害人是合一的,例如自杀、自残等行为,若没有伤害他人利益,则刑法都不会也不应给予罪责。

在自伤行为中,政府的角色仅在于告知人民风险的所在,若人民执意为之,仍不应将封锁其「不智行为」揽为己任。即便认定对于成瘾者的介入治疗具有正当性,但对于尚未成瘾的药物使用者、甚至是初犯而言,其仍有充足的决定能力,可以承担自己选择的结果;若国家动用刑罚强行干预,便有父权式规训人民「应有的生活形态」与过度扩权的疑虑。

1965年,社会学家与犯罪学家修尔(Edwin M. Schur)率先提出堕胎、同性恋、药物滥用三者属于无被害者犯罪,而批判法律对其施加的限制;时至今日,人工流产与性倾向在许多国家皆已完成除罪化,甚而合法化,我们不难由其转变发觉社会风气与道德评价所扮演的角色。

但如今使用药物不仅距离合法化还十分遥远,就连各种程度的除罪化或医疗前置化,仍然争议非常。当从抽象危险与刑法基础都难以立论,我们应该能够肯定,菸酒对上药物、自伤对上吸毒的双重标準,其实统统脱离不了「社会危害性」的主流价值观。

然而问题是,刑法中将「社会危害性」纳入的管制技术,究竟是完善了安定社会的政策需要,还是对于既有意识形态的巩固?而在台湾社会中,这样的主流究竟是什幺面貌?

想像的单一性

从社会学的观点,「毒品」的概念因时空环境而异,是被建构出来的「社会事实」,甚至在探讨其建构的社会学中,对于毒品也有不同的解释理论。1920年代,科学界逐渐发现过度使用药物将引发成瘾,此时所发展的同侪压力(peer pressure)理论即认为药物成瘾等「偏差行为」起因于「边陲社会空间」对于失序、犯罪的视而不见,致使位居其中的人们「不幸」沾染毒瘾;但随着社会偏见与标籤的合流,加上成瘾现象在二十世纪后叶的医疗化(medicalization),同侪压力理论逐渐丧失同理吸毒者的姿态,反而有逐渐将「边陲」排除在主流之外的趋势,视其为「亟待解决的问题」。

而1990年代出现的正常化(normalization)理论,则以英国等地药物使用的盛行率调查,企图证明娱乐药物已经摆脱犯罪或个人悲剧的形象,而在新世代中逐渐传播开来。据其所称,这些药物使用者并非刻板印象中的「边缘人」,而是如你我一般受教育或受僱的常人,甚至是具有文化资本的都会菁英、大学生等,得以出入俱乐部与酒店。他们对于过去有如禁忌的大麻,也多抱持接纳的正向态度,且倾向选择药效较低或恢复较快的娱乐药物,以便平日返回工作岗位。在此形塑之下,药物──尤其是大麻──不仅已然「正常」,在道德上有正当性,还具有「可欲性」。

其实正常化理论的启示,未必是药物在今日年轻世代中的正当性,而不如说是鬆动主流/边陲或是可欲/不幸的二分法:若「边陲」的拒斥辗转获得大众「主流」的肯认,此时主流与边陲的界线又要从何划定?而药物所依附的性格,究竟是主流还是边陲?考察药物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角色,不难发现其与宗教、医疗、文学、哲学、音乐、反战思潮等等密切的缱绻纠葛;药物的符码似乎不断在矛盾之间流动,时而是灵药,时而是邪物,时而成为解放的精神昇华,时而成为纵慾的万恶渊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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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药物在台湾主流社会中,尤其是近年来各国合法化呼声最高的大麻,却几乎是如油与水一般不能相容的异物。药物之于大众,似乎仍停留在鸦片之于清朝国势衰颓等历史记忆,在长期反覆的教育宣传下,已经被压缩成单一且扁平的丑陋形象,从「自伤行为」的开端便迅速跳接至「社会危害」的后果,几乎成为反射动作。而有关日治时期的阿片(鸦片),是如何由曾经的「风俗」、「旧惯」,逐步被建构为「疾病」乃至台湾知识分子眼中的「耻辱」,这些探问恐怕都难以进入大众的讨论,更遑论「肉身愉悦」面向的开展,以及药物的使用得以嵌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。

毒品或娱乐药物的使用,无论软性或硬性,长久以来都被不假思索地预设为「亟待解决的问题」;今日的一般大众更自发性地筑起「自我规训」,要求限缩不事生产的「边陲」,主动对立法者施加压力,期望以重刑力挽社会于荒颓,具象化为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当中的「社会危害性」。国家法律由上而下的铁腕,与社会氛围团团笼罩的汙名,透过边陲化-标籤化-入罪化的循环,携手让社会黑暗面-毒品-犯罪坚实地联结起来,最终巩固为我们在电视上一再见到的「向毒品Say No」、「珍爱生命、拒绝毒品」的政令宣导,或是片段化的媒体再现。而虎门销烟的原型,垂百余年未变的,或许是我们对于药物「永祛妖物」一元化的想像,却陷入被其反噬的无力与恐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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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无法为药物的入罪或除罪一锤定音,不过若在讨论中缺去药物的多元面向,儘管为「强力管制」的论述开启了方便之门,却也牺牲进一步探讨的可能。药物的形象已被过度渲染:有限的初步使用,并不等于过量的滥用或成瘾,但强烈的既存印象,将有碍讨论的开启与科学证据的呈现,而无法理性思考何种药物政策才能真正治理「毒品」的危险,或是开发「药品」的实益。当现行法律仍卡在医疗模式与司法惩戒之间意识形态的的尴尬冲突,而第三、四级毒品的施用虽已除罪化,相关配套却未真正落实,反而无法有效在伤害未深前给予医疗、戒瘾、关怀等积极支持,怕是消极放任使用者堕入成瘾的漩涡,坐实药物的危害。

或许我们可以再思考,对于诱引他人成瘾而兜售毒品的行为应该以刑法制裁,但对于初尝的青少年呢?当药瘾者出于不能自拔而屡屡再犯,需要接受矫治辅导,但锒铛入狱可以达成目标吗?药物种类繁多,成瘾性且危险性皆高的硬性药物与施用方式可能需要严加管制,但软性药物的管制对策呢?我们如何看待法律与社会评价的不一致,对于菸酒(与因其所生的种种危害)的容许,对于药物的谴责?怎幺样的方式才能够真正防治药物成瘾?而「毒品」在医疗上的药理功能,如何免于汙名与烙印?

毒品或药物,正如人类其他的古老习性,也许永远没有消失的一日:它可能是苦痛中的泡影,洞穴里的光明,祭典中巫师的吟唱,比起白天更加深远的夜晚。从烧瓶里纯化萃出的「奇蹟」,到今日随着知识前线的拓展,我们对其本质已愈加明了;而安全与危险药物的分野为何,崭新科学为药物使用所带来的福音与威胁,人类能否承担起认知自由的责任,对于药物管制是否需要刑罚的介入……如是种种问题,透过审慎衡量,我们于焉能与药物共处,甚至挖掘出人类处境的更多层次。

延伸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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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

欧阳昱《见闻琐录》。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,浏览日期。
由于「毒品」在国内仍为法律用语,故下文中依照语境,交互使用「毒品」或「药物」来指涉影响精神药物,尤其具有成瘾性质者。
荷兰政府对各处咖啡店进行严格管制,如一次交易不可超过5公克、未成年不可购买、咖啡店内禁售酒精饮品(酒精对于大麻药效有加乘效果),且近年有愈加限缩的趋势:自2013年元旦起修法药物只能贩售给荷兰居民,由各个城市当局决定是否适用,以打击「毒品观光」。参见 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 (nd). Toleration policy regarding soft drugs and coffee shops. Retrieved Aug 15, 2016.
我国目前与药物相关的法律,其中以《管制药品管理条例》与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性质最为接近,前者係针对专业人员,违反者处行政罚,后者则针对社会一般大众(不特定之多数人),违反者处刑事罚(但目前第三、四级毒品施用与持有低于20公克处行政罚)。本文所讨论的除罪化或合法化,是就后者而言。参见黄慧娟(2010)。施用毒品行为之处罚与管制探讨──毒品戒治医疗化。中正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,页17-21。
甘添贵(1998)。《罪与刑:林山田教授六十嵗生日祝贺论文集》,页619。
王皇玉教授指出,民国87年新制定的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虽然将施用毒品者的刑度降低,并视其为病患性犯人(病犯),「然而对于施用毒品行为仍採取附条件的『除刑不除罪』政策。因而虽然修法时一再强调『治疗胜于惩罚』、『医疗先于司法』等理念,但施用毒品行为入罪化的基本架构,并未因新引进的强制治疗措施而有所改变」。参见王皇玉(2004)。论施用毒品行为之犯罪化。《台大法学论丛》,33(6),页39-76。换言之,该次修法未必意味政府防制毒品的思惟有了革命性的改变,可能仅徒具「病患」之名而为「犯人」之实,也某种程度说明了现况观察、勒戒、戒治效果不彰,而顾立雄立委于修法近二十年后仍有「医疗前置化」倡议的现象。
魏志胜(2013)。毒品授权与定义之横解纵剖。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硕士论文,页11。
骆宜安(2000)。「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」评析。《警学丛刊》,31(2),页1-11。
林欣洁(2015)。吗啡用久了会不会成瘾?和信治癌中心医院,浏览日期。
二级毒品“大麻”调降至三级毒品与开放管制医疗研究。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,浏览日期。有关软性药物与硬性药物之成瘾性的不同,参见郝沃佛(2004)。从毒品分级制,谈勒戒处遇困境。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,浏览日期。
魏志胜(2013)。毒品授权与定义之横解纵剖。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硕士论文,页30。其更指出,考察美、德、日各国立法精神,并未发现有将「滥用性」、「社会危害性」立为毒品抽象定义与分级要素。
美国《管制物质法》将第一级管制物质(Schedule I controlled substances)定义为:一、具有高度的滥用可能性(high potential for abuse);二、目前在美国境内没有被认可的医疗用途;三、在医疗的监督下(under medical supervision)使用没有被认可的安全性。换言之,即是医疗目的之使用都缺乏效益与安全性。但事实上,已有研究证据显示大麻可能具有癌症患者止吐剂、爱滋病患食慾促进、癫痫、神经痛等医疗用途;但目前在实务上,由于具有影响精神的风险,故建议是在没有其他用药选择后才使用。参见Medical marijuana and the mind. Harvard Health Publication. Apr, 2010.儘管大麻在美国联邦政府层级仍被严格管制,但目前已于美国18个州除罪化、25个州允许医药使用,且在科罗拉多、奥勒冈、华盛顿、华盛顿特区、阿拉斯加等地区也已将娱乐用途合法化。
酒驾惹议 江春男辞驻星代表。《自由时报》,。浏览日期。
刑法学说中将结果犯区分为实害犯与危险犯,前者指发生法益实害方成立的犯罪,后者则为尚未发生法益实害但製造了「危险」,而将刑罚前置以处罚该行为,预防法益受到大规模的侵害。其中危险犯又可再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:一般学说认为,前者係指法律条文中明订有「致生……危险者」字样,由司法者根据具体事实,裁定行为是否造成了具体的危险,方成立犯罪;而抽象危险犯不以製造具体危险的结果为要件,由立法者根据抽象条件直接认定并拟制因果进程,规範人民不得为之。两者的行为都产生了「危险」的结果,不过认定是否产生此「危险」结果的方式不同。参见魏志胜(2013)。毒品授权与定义之横解纵剖。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硕士论文,页103。
事实上,大法官释字第五四四号也肯认毒品对施用者的影响为「神智不清,产生心理上及生理上之依赖性,积习成瘾,禁断困难」,且「虽以所施用之毒品属烟毒或麻醉药品为其规範对象,未按行为人是否业已成瘾为类型化之区分,就行为对法益危害之程度亦未尽顾及」,但表示「究其目的,无非在运用刑罚之一般预防功能以吓阻毒品之施用,补偏救弊,导正社会于颓废……于宪法第八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并无牴触。」也就是以社会与国家法益的危害,强调将施用毒品视为抽象危险犯的基础。
参见王皇玉(2004)。论施用毒品行为之犯罪化。《台大法学论丛》,33(6),页39-76。大法官释字第五四四号也有「施用毒品,或得视为自伤行为」等语,但其论点为该行为具有影响中枢神经,导致施用者神智不清与戒瘾困难的结果,进一步论断最终将因此危害社会或严重损及公益。在所举办之「扩大『施用毒品罪医疗前置化』修法公听会」中,背景说明则指出「医学上已肯认施用毒品(成瘾性非法药物)成瘾,是一种脑部功能失调之疾病……考量施用毒品属自伤行为,违法性甚微,且药(毒)瘾与气喘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相类,伴随慢性及复发性病程,成瘾者既属病患,自应优先採用医疗模式,并依其情况接续提高治疗之强度、密度,避免监禁。」
后陆续有其他学者认为通姦、性交易、赌博、不自然性行为等也可视为无被害者犯罪,而药物滥用则为其中最典型者。参见施奕晖(2002)。施用毒品行为刑事政策与除罪化之研究。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论文,页95。
刘名峰(2014)。毒品、个体与现代社会:现代性的两难。巷仔口社会学,浏览日期:。Jerrold S. Meyer & Linda F. Quenzer (2005). Drug Abuse, Dependence, and Addiction. Psychopharmacology: Drugs, the Brain, and Behavior, Ch8, 186-188. Howard Parker, Lisa Williams & Judith Aldridge (2002). The Normalization of ‘Sensible’ Recreational Drug Use: Further Evidence from the North West England Longitudinal Study. Sociology, 36(4), 941-964.
许宏彬(2002)。台湾的阿片想像:从旧惯的阿片君子,到更生院的矫正样本。清华大学歷史所硕士論文。
李佳霖(2015)。药娱乐的伦理重探。科学人文跨科际计画人才培育计画,浏览日期:。
有关此处内容,可阅读假鸟小姐(2015)。一个异性恋女孩子的跨国用药旅程(一)。科学人文跨科际计画人才培育计画,浏览日期:。
王皇玉(2004),同前揭注13。
例如GHB与「迷姦水」、性暴力之间的连结,透过官方宣传与媒体呈现的建构过程之探讨,可参见王咻咻(2016)。从猝睡治疗到迷姦性侵── 一段药物性暴力化的跨文化历史。科学人文跨科际计画人才培育计画,浏览日期:。
根据现行《毒品危害防制条例》第10条,施用毒品罪只针对第一、二级毒品处有期徒刑;除非持有第三、四级纯质20 公克以上,否则根据第11条第2项,第三、四级毒品的施用与持有仅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锾,以及四小时以上八小时以下的毒品危害讲习,意即转为行政罚的除罪化。然而研究认为相关配套仍然不足,包括从侦查至裁罚旷日废时,罚锾与讲习成效不彰,处遇网络的支持性不够,对于无惧于行政罚的累犯缺乏进一步的应对措施等;参见国家发展委员会 103年度「第三级、第四级毒品滥用与防制之研究」研究报告(2015)。其中争议最多者,即以滥用现象为由,将K他命由第三级改列为第二级毒品的倡议;法务部历年回应以此举未必有威吓效果,监狱与勒戒所收容将人满为患,且K他命成瘾性低,多为暂时性与娱乐性的使用或「误用」,不希望青少年中断学业或遭标籤化。学者则观察,近年国内修法又慢慢倾斜向严刑峻罚的立法架构;参见王皇玉(2010)。台湾毒品政策立法之回顾与评析。《月旦法学杂誌》,180,页80-96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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